高考诗歌赏析，在青海沃野隆升

高考诗歌赏析，在青海沃野隆升 记者：作为特邀嘉宾，您参加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西宁的主要活动，请谈谈您对这次活动的整体印象。

马海轶：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热热闹闹开幕、风风光光闭幕了。诗歌节结束之后，邀请来的几百位中外诗人不免要风流云散，哪里来的，哪里去了。他们或许获得了一些东西，或许带走了一些东西。但可以肯定，诗歌节最大宗的遗产是属于青海的，是属于青海的诗人和人民的。

记者：您认为这次诗歌节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您如何看待《青海湖诗歌宣言》？

马海轶：在这次诗歌节期间乃至前前后后，青海的诗人们尤为兴奋和幸福。藉着盛会，宣布并确认了几个判断：“青海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青海是诗的摇篮”等等，如果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那就是值得青海诗人骄傲和自豪的；如果这仅是文学的描述，表达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那也是无可厚非的，有益的。但任何时候，诗人都应保持适度的清醒。诗歌的宣言发布了，诗人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庄严的承诺后面，这些名字连同宣言珍藏在人们的记忆和诗歌的历史中了。青海的诗人们也该适时地冷静并思考了：怎样继承诗歌节遗产，怎样把诗歌节的精神发扬光大，怎样承担起诗歌宣言提出的任务。诗歌宣言虽然简短，它提出的任务却是十二分的艰巨。不要说全部完成，单单其中的某一项，比如“我们将致力于恢复自然伦理的完整性”，比如“我们将致力于创建语言的纯洁和崇高”“让诗歌重返人类生活”，就需要具备超越一般的“天才、耐心和长寿”才能实现。

记者：诗歌节给青海本土诗歌和诗人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契机？

马海轶：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与青海诗人和他们的诗歌虽有关联，但诗歌节的盛大热闹与作为个体诗人的创作关联微弱。诗歌节是外向的，热情的，参与者和观众越多、场面越大越好；但诗人在思考和写作时是内倾的，冷静的，孤独的。在今天，甚至是悲怆的。这两者的性格是不相容的。真正的诗人明白这一点。所以，诗人们面对圣洁的青海湖宣示完宏大的主题，他的根本使命，仍然是要回到孤独和寂静中，掂量一个又一个词汇，一个又一个句子；等待灵感，寻找节奏，发现并培养自己的灵魂和思想。他最终要靠诗篇来证明自我。考虑到在20世纪工具理性的挤压下，“我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浮躁和窒息”的现实，诗人更像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和崇高的西绪福斯。一个西绪福斯，永远带着悲剧的气质，永远不会喜气洋洋。众语喧哗引导我们深入宁静，这是否能成为诗歌节给青海诗人最有价值的馈赠？

青海省诗歌学会主席董生龙：我期待下一届诗歌节的举办

记者：董主席，对于爱好诗歌的人来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是一场诗歌盛宴，本届诗歌节给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董生龙：诗歌节的规模、文化内涵以及诗人们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令我震撼。通过诗歌节，将青海壮美的山川、多样的文化、独特的民风民俗推介给全国乃至全世界，其所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意义是重大的。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虽然落幕了，然而，来自海内外的二百多位诗人在青海湖畔郑重地签名、细雨霏霏之夜的激情朗诵以及他们之间融洽、和谐的交流不仅对于我是难忘的，我想，对于国内外的诗人来说，这些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抹去的激动人心的记忆。 记者：您对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寄予什么样的希望？ 董生龙：一、坚持举办。既然定了两年一届，就应坚持不懈，况且诗歌节对于提高青海的知名度的确意义重大；二、重点宣传。作为一项国际性活动，宣传工作不应局限于诗歌节举办期间。

记者：您如何看待诗歌节的举办对于激发我省诗人创作热情方面的作用？

董生龙：目前，我省诗歌界活跃着以马海轶、马非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诗人，我认为，诗歌节的举办对于他们来说更富意义，并充满信心。诗歌创作要有定力、有主见，希望他们通过与海内外诗歌创作者的交流，丰富自我，打基石、练内功，在继昌耀这颗耀眼的星之后，为青海诗歌赢得荣誉。我相信，有着饱满的诗歌热情，创作之灵感永不会停止，藉诗歌节契机，青海的诗歌创作队伍会越来越壮大，诗歌创作质量、数量都会有所提升，获得更多的认可。 记者：作为青海省诗歌学会的主席，您认为学会成立的意义何在？请谈一下工作思路。 董生龙：借着诗歌节的成功举办，青海省诗歌学会成立了，毋庸置疑，这是青海诗歌界的一件大事，它将会使青海的诗歌创作更有组织性、系统性，势必会在发扬光大诗歌精神、为时代鼓与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诗歌学会将会更多地引导诗人深入生活，寻找激情，召开诗歌研讨会，甚至可以与媒体合作，举办诗歌大赛、朗诵会等，为推动诗歌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马丁：诗歌节是诗人自我挑战的开始

记者：您能谈一下青海湖诗歌节举办的意义吗？

马丁：这样一次重要的国际性文化活动在青海举办，无疑是青海“天时、地利、人和”的充分体现。首先是青海与诗歌的缘分。青海是诗与歌的摇篮，不说历史上，就说当代，就有昌耀、格桑多杰、秋夫等为代表的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优秀诗人。其次是青海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文化优势对诗歌的召唤。“世界第三极”、三江源、昆仑山、青海湖、多民族文化以及多元文化千百年来交流、融合、积淀成的鲜明的文化特色和丰厚的文化内涵、青海广袤地域的原生态、青海人的质朴等等，无一不是召唤和吸引国内外诗人的亮点。第三是省政府对此次诗歌节的重视。这实质上体现着政府对青海文化建设的战略姿态。任何一个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地区，也无一不是以打造响亮的文化品牌为前提的。

记者：诗歌节期间最能触动你的是什么？

马丁：诗歌节是空前的，围绕着诗歌节，青海各有关文化、新闻、出版等媒体的一系列积极举措也是空前的。从政府的诗歌节新闻发布会到电视、报纸的报道宣传，到街头市面的宣传广告；从《青海湖》的“诗歌专号·增刊”到《通向世界的门扉》和《高大陆上的吟唱》的出版，到各个报纸的诗歌专版、诗歌节与会诗人的访谈专版，都搞得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与诗歌节的诗人论坛、诗歌宣言等内容相呼相应，共同营造了浓厚的诗歌氛围。一方面使诗人们感受到“诗人在青海过节，是青海让诗人享受着诗歌的荣耀”；一方面让更多的民众感受诗歌的美，了解诗人和诗歌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同时，以诗歌节为载体，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让世界了解青海，让青海走向世界”的积极效果。 记者：通过诗歌节，你有所收获吗？ 马丁：诗歌节已经落幕，但作为青海高原上的一次国际性盛会，它必将载入史册，也将产生更远的影响。对于青海诗人来说，诗歌节是一次交流学习的机会，更是一次自我挑战的开始。我相信，每个青海诗人内心肯定不会平静如水，肯定在暗自叮咚着如何坚守、如何突破和如何写出自己满意、读者满意的诗歌作品。

对于大多数诗人而言，从事诗歌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但无疑是他人生一次严肃的选择。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如此短暂，我们“玩”不起文学或诗歌，而诗歌更不会容忍被“玩”的亵渎。真诚、良知、智慧，对大地和民众的敬意，向生活学习、向书本学习，这些都应该是每个诗人的基本素质和修养，更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肖黛：诗歌节带来的潜在价值无法估量

在高原最迷人的季节，因了诗，来自世界各国的二百多位诗人在青海这片诗意的土地上聚首，他们或被青海迷人的风景深深打动，或为青海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倾倒，或在无尽的冲击下喷涌出不尽的灵感，然而，当一切回复平静后，作为生活在青海这片高大陆的诗歌创作者，应如何评价诗歌节呢？当以创作者的角度静观时，我想强调的是：在大文化背景下，人们无法轻易估量这一文化活动对一个地区带来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青海拥有卓越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举办国际性的诗歌节，对未来的青海人、青海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无法立时显现的。正如金子深埋于沙土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所散发出的光芒愈加耀眼。过去的已成为记忆，作为以诗而歌者，希望记忆能不断加深，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创作，方不负于能有举办国际性诗歌节这样大手笔的青海。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性的文化战略，真是太了得！

诗歌节的举办使青海诗人能直面国内外诗人，展示自己。在交流方式多元化的今天，交流的互渗性也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诗歌节，人们往往注意到的是诗歌节带给青海诗人的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遇，而忽视了青海的人文地理、文化景观等对于走入青海的各国诗人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其实，这种交流是双方的，青海的诗歌创作群体应该也必须为“青海是个以诗歌为骄傲的地域”而骄傲，认识到“我们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诗歌创作应是有感而发，不一定是“一触即发”，或许这次诗歌节对创作者来说，所带来的主体感受有可能会就此沉淀，但这沉淀绝不同于沉寂，它将转化为自身对诗歌、对文化的一种滋补。我向来认为青海的诗歌创作是有根基、有厚度的，也是活跃的，《高大陆上的吟唱》的出版即是见证。我相信，通过诗歌节上与世界形成的双向对话，青海会出现更多优秀诗人，以诗的骄傲向世人展示自己、展示青海。(作者:郭晓芸)

子夜，在西海都市报社谈诗(下)

张耳：假如我在青海生活，就要努力学习各民族的语言

我们这里应当具体谈诗和自然的关系。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可以作为同自然的分界点。我们在自然中跟牛羊一样看着青海湖，我们不说话就仍然在自然中，一旦开口说话就已经不是自然。诗人和语言是一个尴尬的问题，诗性无语言难以写出，而语言却是对自然的人为扭曲，我们对自然是一种侵入，自然却从我们的语言得不到任何帮助。 西方人是很重视东方文化的，认为很神。大诗人庞德曾经翻译整部《诗经》，第一次是在年轻的时候，35年后他又重新翻译全部300首，他的目的是从中吸取一种东方人文元素。我们不要让什么限制住，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我们的胸襟要大。我呆过的所有地方都具有地域性，从中国到美国。自然对于我则是一种不确定性，当我们说不明白时，由于好奇心我们就会去发掘，探索自己和自然的关系，这时诗便产生。当我们有各种哲学想法的时候就再不能写出诗，诗的优点就是说不清楚，等到有理论就写不出，因为这时离诗性远。我在青海一共呆4天，这里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多种文化的存在。假如我在这里生活，就要努力学习各民族的语言，因为一种文化是一种可能，多种文化是多种可能，这给西部诗人很大可能性。

北塔：我刚才听他们说，感觉雪阳提出的是唯地域性，张耳提出的是多地域性。一直在一个地方而无地域性是不可能的。诗人有两种能力：一种是捕捉现实意象、一种是对现实意象的抽象。现实意象的抽象是对现实意象作形而上的抽象，在内部加入其他价值，在上面投射心里的情感。

谭五昌：更有力的西部诗要发现西部人的人生苦难、精神信仰、审美趣味

西部诗歌从唐代以来就是一个事实。当代有昌耀、周涛、杨牧这样的代表，西部诗是存在的。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地域性尤其可贵。诗歌的本土性很可贵，由于加入本土经验，我们才有中国诗人、西部诗人的身份，比如藏文化内部自成体系，而藏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深深扎根在土地，灵魂扎入其中，这样自然会发现诗。在这里我听到用藏语唱的歌，看到藏族的衣饰，非常欣赏。中国诗人应当有身份意识。西部的诗歌不是表面意象的追求，我所说的地域性是美学意义上的独立美学形态。我也承认南方诗歌的存在，南方诗歌是轻柔的、秀丽的、飘逸的，潘维可以作为南方诗歌某种意义上的典范；西部诗歌则是苍凉的、崇高的、悲壮的，具有悲剧色彩。昌耀是湖南人，他作为一个在青海的外地人却创造了一曲神奇的交响乐，找到了一种诗歌理想的表达方式。更有力的西部诗不是表面化的，要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人生苦难、精神信仰、审美趣味。

现在，许多诗歌流派成立都是为进入文学史的功利性行为。事实上，历史上的流派大多是事后总结出来的，比如九叶派。当下的垃圾派、下半身写作，根本不是在诗学上去追求，而是为炒作自己，是当下大众文化的浮躁心态在诗人身上的体现，这是我坚决反对的。一切有抱负的诗人最终应当用文本说话。文学史是很残酷的，文学史是用减法写作的。我希望天下诗人一家人，当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好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不利于诗歌环境建设的。

此外，我要谈一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假如有诗人不涉及自然就很成问题，无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假如没有把自然作为创作基础，就是没有根基的，诗歌更根本的内容应当在自然上。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给了他巨大的灵感。即便西方的现代派也是关注大自然的，我们的垃圾派却是什么东西脏就写什么，他们已经彻底抛弃大自然，也必将为读者所抛弃。诗歌中存在美一定要同大自然有关，不仅是物的方面，还有人性的方面。

杨远宏：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本土性问题

我要强调我不是清场，只是有自己的标准。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前人已经论述得够明白。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圣经》中也有譬喻，我觉得我无法超越这些论述，所以刚才保持回避。在这里，我要强调人类感。我们要明白某个阶段解决什么问题。现在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本土性问题。刚才雪阳说打开窗户看到黑暗，诗人只有极端孤寂的时候才可能真正面对自己灵魂，才可能听到灵魂深处的声音，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地域性是跟人类性关联的。我要用去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的话作结：真正的文学是那种把自己和书本关起来的书。

谭五昌：我补充我的话，其实我是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同西方接轨太厉害。作为中国的诗人，我读不到他个人的东西就感觉空洞。当然，这需要同人类的普遍性结合起来，像福克纳、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都是地域性和普遍性的结合，我们需要一个精神的根据地，然后扩展到世界性。

潇潇：地域是相对的 我觉得地域性是相对的，我本来是四川人，后来一直在北京，这次我到青海，就写《青海湖》。我觉得我的写作是很具体的，没有那么多理论的争论。地域是相对的，我们到何处就在何处吸收营养，我感觉生活在青海很幸福，在北京我就只能写《沙尘暴》。

郁东：当今文坛需要正气、和气、朝气 诗歌写作需要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能对立，如果对立，就很惨痛。以前我写作我老婆从来不看，这就是一种对立。现在我的孩子在读，他们很喜欢。我觉得当下诗歌缺少一种正气，中国文学是靠气发展起来的，气是整个文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也就是良知，当今文坛需要正气、和气、朝气。地域性和流派有差异是好事，不过不论写什么都要写透，写透就是好诗，写不透就不是好诗，我是什么风格都写。当下我们为什么缺少读者，因为自己跟自己、读者和社会对立，当今诗坛是臭气、邪气、霸气。我到青海后就感觉到这里大象无形，当然以前也写过《青海的眼睛》，这是靠想象的。

胡永刚：诗歌就是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是对世界万物独特体悟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和写作经验来看，诗歌就是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是对世界万物的独特体悟。既然是个体生命的体验，必然要与诗人生存、成长的环境和整个时代的大背景相关联，这也就自然地涉及到地域性问题。地域性是绝对存在的，无论走到何处我们都无法超越地域性，不过一定要上升到人类的共同感受，当然能否走出来就要看个人造化。 西原：我理解的地域性可能不仅限于“地域”，而是指向它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我们不必叙述多么宏大的事物，因为全人类的情感仍然要以每个个体来映现。在我看来，完成对个体生命的释读即是在微观上完成了对全人类话语谱系的构建。总而言之，不必为地域性所累，也不必迎合主流而放弃自我，我提倡个体掌握个体的话语权力。最后说诗人(诗歌)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杨远宏老师的意见，文本上映射自然，人本上回归自然。做到这一点，也可以避免一些虚假的诗歌写作，比如“垃圾派”和“下半身”。而自然应当从技术到外形到内核都对诗歌加以影响，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技术上达到无技术或大技术、外形上达到和谐天然的诗歌。总而言之，自然对诗歌要有元素层次的影响，当然这一切都靠诗人的自觉和敏感力。

曹谁：每个写作者的起初都是存在地域性的。对于海子来说，他的抒情诗就是体现他的地域性的，他的长诗则试图建立一种从埃及金字塔到敦煌莫高窟的世界普遍性的王国。我们应当发现的是中华文化元素，在汉语内部构筑一个充满象征性的东方理想国，发现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八卦乾坤等元素。我们当前需要的是进行一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建立一个汉语内部的独特的庞大体系。

我们是绝对需要流派的，因为不论中外古今，许多大的文学运动都是赖流派以推行的。

衣郎：流派纷争只是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们无端的争斗，过多地强调流派写作和流派好坏的分歧，只能削弱诗歌本身的力量，就像分辨“好人”“坏人”只能留给历史去判定，诗歌也应如此。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诗歌流派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它只是诗歌写作的简单附着物。再谈地域性写作，地域性写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地理性写作，在诗歌写作中出现几个相关的地理名词就不能称为地域性诗歌，地域性诗歌写作应该对本地文化的传承，特殊环境的表达有着积极的作用，不单单是对人类共同情感的传递，更应该对相对的地域特殊性充满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