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现代汉语词典：说说“坏分子”

高考现代汉语词典：说说“坏分子” 

1．说说“坏分子”

【坏分子】指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人。（《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P548）

“坏分子”是一个留有强烈历史痕迹的词语。所谓“坏分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注释则源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中一段话：“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而稍加改造。毛泽东的话中，“坏分子”是泛指刑事犯罪分子，并没有赋予新的内涵。因此，《现汉》对“坏分子”的定义，实际上是把在法律上应依法惩处的人和在政治上应予打击的“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混为一谈，把思想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机械等同，与今天法制化环境不相适应。

“坏分子”是一个“中国特色”的词语。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件中曾使用过这个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和革命群众中的“不良分子”，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他们清除出革命队伍，防止他们搞破坏活动。新中国成立初，在镇反（1951）和肃反（1955）运动中，有关政策文件开始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坏分子”是作为反革命分子的“附属品”出现的，内涵不够明确。建国以后至1970年代末，对“四类分子”长期实行管制劳动、监督改造的政策，其方法是给这些人戴上“帽子”，一般不抓进监狱，而是交给群众监管，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在劳动中自食其力，“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而且不定期对他们进行批斗。“四类分子”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51年1月起，各地将未作刑事处罚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地主、恶霸、土匪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交给群众管制，实行监督改造。1956年，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开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加入农业合作社的规划工作，富农分子也列为监督改造对象。1957年，除地、富、反之外，坏分子亦列入监督改造对象，合称“四类分子”。1958年初，将右派分子列入监督改造对象，合称“五类分子”（即“黑五类”）。

应当指出，地、富、反、坏的划分标准并不一致。地、富分子是依据经济地位；反、坏分子是依据政治立场和现实表现。所谓坏分子，主要是指农村中那些阶级出身、政治历史都没有问题，而又犯有偷盗、贪污、流氓等罪行或刑满释放回村监督改造的贫下中农。他们的存在，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即他们是被阶级敌人拉下水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他们是革命阶级的“叛徒”。由于“坏分子”的标准是模糊的，所以，农村的基层政权有权决定给谁戴“坏分子”的帽子。如冒犯了基层领导人，向上级告状、揭露某些事件真相，或有未经查实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等的人，都可以因某位领导的意愿而成为“坏分子”，从而制造出很多冤假错案。

坏分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改释放犯”（它像“摘帽右派”一样是一个奇怪的称呼），即刑满释放的人，本来应当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利，但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或者基层领导的意愿，可以给他们继续戴上“坏分子”的帽子。虽然从1960年起，按照党的政策，对改恶从善、表现好的四类分子，分别给予改变成份、摘掉帽子；但“文革”一来，这些人大都又经受一番折腾。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9年至1983年，对尚未摘帽的四类分子予以全部摘帽。从此，我国社会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据查，《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关于“坏分子”的释义，是对1978年第一版的克隆，尽管词典多次再版，这一条目没有丝毫修改。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词典编者对“坏分子”的认定仍然停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水平。退一步说，即使今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坏分子”，毛泽东在40多年前对“严重破坏社会主义”（规范的说法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员的概括，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其内容和份量，已不尽适合当今社会。例如“盗窃”行为放到今天，其比例和对社会的危害已不足以“名列榜首”。而许多对社会秩序有更严重破坏作用的犯罪分子，以及利用高科技手段作案者等新型犯罪分子，都没有被概括进去。因此，仅从外延角度，这个定义也已过时。从根本上说，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对“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以来，“坏分子”作为阶级敌人之一的提法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在社会现实中已经不存在所谓“坏分子”这样一个社会群体。虽然犯这些罪行的人还有，但对他们按罪定刑、依法惩处好了。在立案侦察和羁押预审期限，称他们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服刑期间，称他们为“服刑人员”；当他们依法服刑完毕、刑满释放，社会应当创造让他们回归社会的宽松条件，此时应当称他们为“归正人员”（参看《人民日报》2003/1/15），而不应当继续戴上“坏分子”的帽子。而如果犯有某种罪错，程度显著轻微，不够刑事处罚，那就更不能把他们打入另册，而是给予与其罪错相适应的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治安处罚，这时，他们仍然享受公民权利，更不应当使用“坏分子”这种侮辱性称谓。从理据上分析，“坏分子”的内涵只等同于“坏人”，和释文中的某些刑事罪犯不在同一逻辑层次。在法制健全的社会，“坏分子”“坏人”“坏蛋”“坏东西”等概念只表示道义、感情上的谴责和厌恶，不具有任何政治或法律的意义。比较“坏人”“坏蛋”等，“坏分子”也不具有任何生动性、形象性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坏分子”这一名词终将被历史淘汰。一般地说，含有“分（fèn）子”后缀的老的政治性术语，在中国现已基本淡出，除“四类分子”外，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三反分子、胡风分子、里通外国分子……

我们注意到，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2004）对“坏分子”这一词语已经作了修正，其释文是：“不良分子，特指各类严重破坏社会安定和秩序的人。”笔者认为，这一释义仍然不适合今天的时代需要，对“各类严重破坏社会安定和秩序的人”，没有必要规定一个统一的称呼，没有使用的环境，更没有法律依据。传统的“严重破坏社会安定和秩序的人”即一般刑事犯罪分子，如前所说，是什么性质，处于什么阶段，就分别给予相应的法律概念；某些新型的犯罪分子，如恐怖分子、民族分裂分子等，也应依其犯罪性质，给予相应的法律称谓。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凡与法律有关的概念，应当尽量使用“法言法语”；而“坏分子”恰恰是一个被淘汰了的不适合法治精神的旧概念。综上所述，建议将“坏分子”的释文改为：

【坏分子】①坏人。现已少用。②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曾作为对社会秩序有破坏行为但不够刑事处分而交由群众监督管制、被部分剥夺政治权利的人的称呼。这是法制不健全时的做法。至1983年已全部摘帽，以后不再在群众中划分“坏分子”。